南都周刊记者　杨猛　采写　　 此文为南都周刊2010年2月发表文章重刊此文，借以缅怀张培刚教授

张培刚：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他是首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的中国人。有人称之为“小诺贝尔奖”。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1952年，他被调离教学岗位，10年动乱中，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78年才重返经济学界进行研究工作。

当萨缪尔森拿到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威尔士奖的时候，另外一位获奖人不久后却在大洋彼岸当着一个大学的基建“工头”；当刘易斯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更早涉足这一领域的他，迟暮之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多数时间，他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像一面旗帜供人膜拜。

　　终于，97岁的张培刚答应见客。深陷在沙发里的这个瘦小的老者，伸出苍白的右手和来访者轻握一下，以示“接见”，便不再多话。他的妻子，比他小17岁的谭慧则负责做起了他的“传声筒”。

　　他的膝盖上盖着一条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挂在腰间的尿袋。诸多老年病困扰着他。腊月的武汉，正是难捱的阴冷冬季，在华中科技大学招待所一号楼的一间客房，23摄氏度的恒温，可以帮助老人抵御南方没有供暖的冬季。作为学校的一项特殊照顾，20年前，从住所搬到招待所后，张培刚夫妇就一直住在这里。

　　阳光穿过窗棂的投影，落在老人略显“不耐烦”的脸上。原因是来访者打断了午后清梦。他浓重的红安口音一字一板：“还有3年我就满100岁了！”似乎在暗示来访者：他不光没有精力，也不甚有兴趣应对来访。

　　这已是破例了。张培刚的学生，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建华教授记得，自打两年前取消了最后一个外出习惯：每周六去麦当劳吃一个麦香鱼汉堡，近两年张培刚已甚少出门。

　　张培刚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张培刚奖颁奖论坛，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名家获奖。张培刚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知的“隐居”老人，在暮年以一种众星捧月的姿态高调亮相，奇迹般赢得了人生的最高声名。

　　1945年，哈佛博士生张培刚完成了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他应该没有想到，时隔40年后的上个世纪80年代，这篇尘封的论文被他在中国的追随者发掘出来，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篇开山之作。他也戴上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乃至“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光环。

　　一个经常挂在追随者口中的说法是，同样从事此项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潜台词在于：比刘易斯涉足这一领域更早的张培刚，假如继续做研究的话，那么诺奖似不该旁落他人。

　　历史无法靠假设演进。现实是，张培刚走红学术庙堂不过短短20年的时间。此前他的大部分人生沉潜于被人遗忘的江湖。从江湖到庙堂的一落一起，尽显光怪陆离时代的戏剧性变迁。

　　走红哈佛

　　97岁老人的一天是这么度过的：上午醒来，夫人谭慧为他记录心跳、大小便数值。午饭时他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参考消息》，中午小睡片刻。大多数时间里，精力不济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张培刚的记忆很容易又回到青年时代，准确说，是哈佛求学的时光。那是他得到如今全部名声的起点。

　　“我在哈佛的时候，住在Cambridge。因为英国也有一个Cambridge，翻译成剑桥，所以我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做康桥。”说到这些值得玩味的细节，整个身子几乎不动的他，才显得兴奋起来，从毯子底下伸出手，迅速整理下头上戴的鸭舌帽，眼神中流露出这个年纪的老人惯有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得意神情。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对哈佛时期的张培刚有过一段颇为传奇的描述：谭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胡博士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

　　张培刚1945年完成论文，1947年博士论文才获奖。而谭崇台遇到胡适是1944年冬，彼时张培刚来到哈佛不过3年。在谭崇台眼里，“土气、质朴”的张培刚当时不知道凭什么赢得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青睐。出自张培刚对于这段经历的回忆几乎没有，只简略提及，在美国曾经和赵元任、胡适等交往。谭崇台比张培刚小7岁，后来他的妹妹谭慧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张培刚是清华庚款哈佛留学生的一员。赴美前，193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了6年，先后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等著作。

　　对于张培刚的这几本早期著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初读后的惊喜：张培刚专门把粮食的“运输成本”与“交易费”也就是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并且极见功夫地总结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

　　“交易费”概念的清晰提出，让后来者惊异于张培刚的学养。科斯举世闻名的“交易费用”概念最早发表于1937年，张培刚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还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张培刚的早年研究及哈佛论文中已初见端倪。

　　今天，人们对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给予了不吝笔墨的赞美，却忽略了此前张培刚已经具备了6年的学术实践功底。

　　写《农业与工业化》花费了半年多时间，最终通过博士答辩，获得了1946－1947年度威尔士奖。如今国内不少报道称之为“小诺贝尔奖”、“为诺贝尔奖设立之前的经济最高奖”。不过，新语丝网站方舟子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检索到当年的报道显示，威尔士奖是哈佛经济学系奖励当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的，是给学生的奖励。一份当年的报道显示，和张培刚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学生George Jaszi，每人得到了500美金。

　　刨去名头的争议，当代国内活跃的经济学者对于这篇论文的含金量不乏溢美之词。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说：“张先生提出的观点远远超过当时与他同时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在定期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也曾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他总结的张培刚的三个命题是：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何者是必要条件？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是否平衡发展？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经济关系如何？

　　经济学家的上述观点，均发布于1990年。彼时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瓶颈。张培刚的这篇旧文刚好为研究者提供了新鲜灵感。

　　在经济建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照搬了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重视农业及其与工业的协调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张培刚模式”，完全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因为一国的农业效率提高了，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会得到保证；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必将促进上层的产业发展，而上层的产业又会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从而使工业化或现代化得以实现。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50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自己评价说：“论文的意义，在于为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农业化，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

　　张培刚在美国待了5年。哈佛岁月给这个湖北红安农家子弟的精神世界投下的影响细致入微。至今他仍然喜欢交响乐，而不喜欢京戏。“我喜欢听贝多芬。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中午，学生半票。在夏天，乐团还在广场加演。你知道，哈佛一年的学费要400美金，我的生活费是90美金，但是我每周都会省出5毛钱去听古典音乐会。”望着窗外日渐暗淡的天际，张培刚喃喃自语。

　　1946年，哈佛岁月戛然而止。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三人后来有珞珈“哈佛三剑客”之称。1949年，张培刚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同时担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这是中国新旧时代交替的前夜。无数张培刚们期盼学以致用施展经世之才，时代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消失30年

　　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曾经说：“1946年我考进武汉大学经济系，结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导师张培刚教授，但是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在苏小和眼里，张培刚的成绩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没研究，活着而已。”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农业与工业化》之后，张培刚再也没能写出比博士论文更值得称道的文章。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你远离经济学研究？”张培刚努力回忆。但是记忆似乎在1952年后出现了惊人的空白。长达30余年。

　　夫人谭慧在一旁挡驾：“请不要问那些让他伤心的事情。”

　　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实践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的张培刚，有着两次回国创业的经历。为了更好的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1948年元月，他曾应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前往担任顾问和研究员。当经历战争创伤的中国硝烟淡去的时候，1949年，他毅然辞去了联合国待遇优厚的职位，也婉言辞谢了导师布莱克、厄谢尔两位教授约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担任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1953年，40岁的张培刚和23岁的谭慧组建了家庭。

　　“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一颗螺丝钉，让你去哪就得去哪。”谭慧说。张培刚从写论文到搞基建，经济学研究自此画上了休止符。

　　华中工学院的前址是三个村庄，一片农田和无数坟场。作为“工头”，张培刚的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几乎一天到晚在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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