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黄淳老师打电话给我，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要成立高鸿业经济学基金会了。我也很为这件事感到高兴，毕竟，中国经济学界四十岁以上的人，谁没有读过高先生编写和翻译的经济学教材和学术专著呢！而我因为做了点翻译凯恩斯著作的工作，对高先生晚年翻译的凯恩斯先生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过一番工夫，所以对高先生更多了一层关系。

  黄淳老师是高鸿业先生的高足，像黄老师这样做过高先生学生的，我的朋友圈里有好几位，其中上海经贸大学的李辉文教授与我相交最密切。昨天，恰逢高鸿业先生诞辰百年，辉文教授传了一篇2007年高先生去世时他写的缅怀文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高鸿业先生》。这篇文章感情真挚，行为朴素，其中许多地方对高先生的描写，让人颇多感慨。

  先生百年诞辰，除了先生的学生和少数学术界的人士，几乎很少还有有人记得，显得颇为冷清。其实，这也许正是高先生追求的结果。辉文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最近这些年，每年都有人提出要给先生举行生日庆典，高先生一概拒绝。有一次先生在电话里说：‘千万别说什么‘大师’、‘泰斗’，那些跟我没关系。高鸿业别的本事没有，自知之明还是有一点的。我一辈子最怕过生日，因为没有贡献。我能干活的时候没有机会，有机会能做点事情的时候又老了。真正有贡献的人，不用过生日，自然有人记得。你看李冰父子，修了个那么好的都江堰，造福那么多人，现在人们还自发的去拜祭，用不着有什么人专门去操办。我又没什么贡献，搞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劳神费力，这些功夫干点别的不更好吗？’”

  听到先生这样说，辉文教授和我们一样，都觉得高先生太谦虚了，但高先生说他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高鸿业先生1945年赴美留学，1946年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改学经济学，1952年到1954年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助理教授，1956年获得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博士，被美国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聘为商业统计学副教授。1957年，高鸿业先生响应祖国号召，毅然回国。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工作，直到去世。刚回国那会儿，正赶上政府执行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高先生倒还好，哪怕到了第二年“反右”，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毕竟，“我是新来的，没干什么‘坏事’。没我什么事。”“不过‘文革’就有事啦。”根据辉文教授的记述，文革中高先生之所以受到冲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人大和北大在全国首开西方经济学课程，高先生主讲。”不过当时西方经济学不叫“西方经济学”，而是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高先生幽默地说：“当时马克思主义要前进，需要一个对立面。好比唱戏，我就是演坏蛋，演大白脸曹操。”不仅如此，高先生和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合作，写了一本《凯恩斯主义》。这样的经历，到了“文革”，遭遇可想而知。于是，牛棚、批斗、劳动改造，一件也没有拉下。后来下放到江西鹰潭，当了几年真正的农民，挑了几年担子。

  九十年代末，我在北京读大学时，用的教材就是高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这本教材发行量非常大，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本极富盛名的经济学教材，是许多学校考研参考书的首选。当时，每一章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讲完，就有一篇高先生写的批判作为小结，也因为这一点，今天许多人提到还是对先生颇有微词。我在浙江大学的博士导师史晋川教授，在后来的一次这部教材的修订会议上，曾对此提过意见。史老师告诉我，高先生当时只是微笑不语，后来这本书再版时这些批判性的内容就没有再放上去了。对于这些，高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他曾认真地对李辉文教授说：“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写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我写的那些东西在内，意识形态的内容太多了，不过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原谅我们这些人。我们当时的回旋余地很有限，如果不写这些内容，那就什么也干不了。”辉文教授告诉我，他永远记得，高先生说这话时候的凝重。”

  其实，经济学由于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1949年以后，许多解放前受过良好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先生们，在解放后基本上都没有再做出过什么经济学上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