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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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生活经济学|那些远去的经济学大先生们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21-07-19

 

  2021年3月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黄淳老师打电话给我,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要成立高鸿业经济学基金会了。我也很为这件事感到高兴,毕竟,中国经济学界四十岁以上的人,谁没有读过高先生编写和翻译的经济学教材和学术专著呢!而我因为做了点翻译凯恩斯著作的工作,对高先生晚年翻译的凯恩斯先生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过一番工夫,所以对高先生更多了一层关系。

 

  黄淳老师是高鸿业先生的高足,像黄老师这样做过高先生学生的,我的朋友圈里有好几位,其中上海经贸大学的李辉文教授与我相交最密切。昨天,恰逢高鸿业先生诞辰百年,辉文教授传了一篇2007年高先生去世时他写的缅怀文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高鸿业先生》。这篇文章感情真挚,行为朴素,其中许多地方对高先生的描写,让人颇多感慨。

 

  先生百年诞辰,除了先生的学生和少数学术界的人士,几乎很少还有有人记得,显得颇为冷清。其实,这也许正是高先生追求的结果。辉文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最近这些年,每年都有人提出要给先生举行生日庆典,高先生一概拒绝。有一次先生在电话里说:‘千万别说什么‘大师’、‘泰斗’,那些跟我没关系。高鸿业别的本事没有,自知之明还是有一点的。我一辈子最怕过生日,因为没有贡献。我能干活的时候没有机会,有机会能做点事情的时候又老了。真正有贡献的人,不用过生日,自然有人记得。你看李冰父子,修了个那么好的都江堰,造福那么多人,现在人们还自发的去拜祭,用不着有什么人专门去操办。我又没什么贡献,搞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劳神费力,这些功夫干点别的不更好吗?’”

 

  听到先生这样说,辉文教授和我们一样,都觉得高先生太谦虚了,但高先生说他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高鸿业先生1945年赴美留学,1946年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改学经济学,1952年到1954年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助理教授,1956年获得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博士,被美国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聘为商业统计学副教授。1957年,高鸿业先生响应祖国号召,毅然回国。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工作,直到去世。刚回国那会儿,正赶上政府执行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高先生倒还好,哪怕到了第二年“反右”,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毕竟,“我是新来的,没干什么‘坏事’。没我什么事。”“不过‘文革’就有事啦。”根据辉文教授的记述,文革中高先生之所以受到冲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人大和北大在全国首开西方经济学课程,高先生主讲。”不过当时西方经济学不叫“西方经济学”,而是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高先生幽默地说:“当时马克思主义要前进,需要一个对立面。好比唱戏,我就是演坏蛋,演大白脸曹操。”不仅如此,高先生和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合作,写了一本《凯恩斯主义》。这样的经历,到了“文革”,遭遇可想而知。于是,牛棚、批斗、劳动改造,一件也没有拉下。后来下放到江西鹰潭,当了几年真正的农民,挑了几年担子。

 

 

  九十年代末,我在北京读大学时,用的教材就是高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这本教材发行量非常大,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本极富盛名的经济学教材,是许多学校考研参考书的首选。当时,每一章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讲完,就有一篇高先生写的批判作为小结,也因为这一点,今天许多人提到还是对先生颇有微词。我在浙江大学的博士导师史晋川教授,在后来的一次这部教材的修订会议上,曾对此提过意见。史老师告诉我,高先生当时只是微笑不语,后来这本书再版时这些批判性的内容就没有再放上去了。对于这些,高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他曾认真地对李辉文教授说:“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写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我写的那些东西在内,意识形态的内容太多了,不过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原谅我们这些人。我们当时的回旋余地很有限,如果不写这些内容,那就什么也干不了。”辉文教授告诉我,他永远记得,高先生说这话时候的凝重。”

 

  其实,经济学由于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1949年以后,许多解放前受过良好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先生们,在解放后基本上都没有再做出过什么经济学上的贡献了。